快捷早餐~香辣豆腐脑儿/豆腐花（咸口）食谱大全及做法，烹饪好吃的快捷早餐~香辣豆腐脑儿/豆腐花（咸口）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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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豆腐脑甜咸正统的争论已经很多年了，但基本得出了北方爱吃咸，南方爱吃甜的结论。而月饼和粽子就南咸北甜刚好相反。我们来细说其究竟吧，愿甜咸之争化干戈为玉帛。
   南方人曾经因为吃得太咸被鄙视。
   对甜味的嗜好，是人类的本能。人们会为臭奶酪、刺身或皮蛋而惊诧莫名，但没有哪个文明会不喜欢糖。世界各地都如此。
   英国人从平均每年消费的糖不到2千克（4磅）飙升到了16千克，现代则高达60千克。非洲的肯尼亚地区，从前糖消费几乎是零，现在每天要吃掉60克。
   现代人能随意获得廉价的糖、甚至已经担心糖分摄入过多。但在几个世纪之前，甜还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味道。蜂蜜珍稀难得，麦芽糖要消耗珍贵的粮食，砂糖的原料甘蔗不仅仅挤占粮食作物的土地，还需要投入劳动力。总之，面临温饱的时代，甜是奢侈的。
   在16世纪的欧洲，砂糖被作为香料添加在贵族的宴会菜肴里，也当做药物。往来于港口的货船中，糖和檀香、番红花等奢侈品归为一类。所以，奢侈的甜味消费，一直与贸易和经济的发达程度直接挂钩。
   至于中国，糖的消费也跟经济发达地区密切相关。唐贞观年间，中国从印度学到砂糖制法，从扬州取得甘蔗用于制糖。四川遂宁一带和江南地区，为当时制糖业的中心。不过，宋代之前，糖的消费集中在北方地区，尤其以都城为重。此时，相对荒芜的南方吃糖很少，却需要大量的食盐保存食物。这种习惯延续至今，也在漫长的历史中饱受京城上流社会的嘲笑。元代南方人近京为官，常携带盐腌风干鸡，北方人便嘲笑他们“腊鸡”；明代湖广人常以咸鱼干下饭，京城人又称南方同僚是“咸鱼”。
   明清之后，南方才开始慢慢变甜。
   明清两代，中国蔗糖产业的中心是福建和广东，之后又有四川、台湾。清初广东糖销往内陆的途径是“北走豫章（江西）、吴、浙，西北走长沙、汉口”（清代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）。因接近糖产地，糖易得价低。
   清代中期，京城糖价是一斤糖0.05两白银，也就是每担（160斤）8两；而在福建泉州一般在每担5.4两左右。即便是20世纪初，白糖的价依然是盐的两倍以上，而要使食物产生明显的调味效果，糖的用量又远大于盐。因此，虽然近代糖的产量和消费量都有很大提高，但它依然是较奢侈的调味品。
   与此同时，北方因为战乱、灾荒、气候变化等原因，经济衰退，而糖价又比南方贵，糖的消费被压抑，而盐做为生存必需品而稳定。于是，口味的偏好实际上是对糖的消费能力的强弱。发生了南北的颠倒。南方尤其是江南，取代曾经的北方经济中心，变成了中国口味地图上的嗜甜地区。
   据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估计，中国在18世纪中期，糖的消费地区集中在岭南、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三个地区。这些地区的人均糖消费量超过全国平均量的两倍，达到8.13斤。这些地方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多吃至少一倍的糖。
   之所以豆腐脑和月饼味道不同，是因为地位不一样。
   现在从食物的用途和地位说起。从满足生活的需求上看，把食物划分为三个等级：1满足生存需求的基本饮食；2满足口味调剂需求的日常小吃；3满足特定习俗和仪式需求的节庆食物。
  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，主流的豆腐脑往往属于小吃。它的原料应该廉价、易得，好吃。于是，在糖相对易得的南方，人们选择了在豆腐脑里面加糖；而糖相对昂贵的北方，人们则在里面加咸味的、用少量黄花、木耳、酱油调配而成卤。
   而月饼作为中秋节的节庆食物，有祭祀、仪式的作用。一般来说，在这类节日食物中，人们会投入更多平时舍不得消费的奢侈性原材料。在南方地区，尤其是富庶的江南、广东地区，这些奢侈性的原料中有更多的肉类食物，平均水平比北方地区更高。
   近代欧洲人眼中，中国人吃肉的数量惊人地少。在当时欧洲人的记载中，中国人“无论多么有钱，地位多高”，吃肉都“为数甚微”，只是作为配料使用。但就中国南北而言，南方经济更好，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肉。相比欧洲少得可怜，但是已经比华北好不少了。晚清时代的山东济南，“饮食以梁粟为主，养老始用鸡豚麦食”；山西代州“民食以粟为主，佐以荞麦燕麦，贫者黍菽即为珍膳，有终岁不识膏梁之味者”；河南大部分地区把大米当做宴会食物。所以，在华北地区，甜味难得，加入大量砂糖的豆沙、枣泥、干果等食材，已经足以被列入奢侈性原料，成为节庆食物如月饼的主要馅料。而在江南地区，肉类、蛋类作为平民偶尔也享受得起的奢侈性消费，出现在节庆食物中，咸肉、火腿、蛋黄成为月饼馅料。当然，其实这些咸月饼也是加入了大量糖，只不过比起北方纯粹质朴的甜月饼，它混合了咸甜复合口味。至于粽子，道理一样。
   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地无分南北，平民都不会把糖、肉当做奢侈性消费品，但是口味还是以更强的惯性保留下来。只不过，人民对糖和肉的口味趋势是一致的。